不要把新闻变成“皮条客”

   打开网络搜索“记者敲诈”一词，有上万条相关的新闻报道，敲诈手段与形式五花八门，真假记者鱼目混珠，甚至还有胆大的记者敢于敲诈政府官员和警察。随后，中国传媒业三巨头之一的央视也屡屡自报“丑闻”，从与央视瓜葛不浅的方宏进涉嫌诈骗到美女主持刘芳菲的包养绯闻，大都与孔方兄有关。似乎，新闻已经成了撮合记者与商人、政客之间进行某种默契交易的皮条客。

    眼下，很多中国企业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几乎每一天都会接到各种媒体打来的电话，不是搞采访就是拉广告，不是邀请参加论坛就是参加会议，没有一个最终不落在钱上的。只要肯出钱，什么封面人物、扉页、专版都可以上，什么明星企业家、杰出代表、新锐人物、全球菁英头衔都可以给，什么著名品牌、推荐产品、AAA企业名头都可以冠，钱成了无所不能的主，新闻只是给钱提鞋的奴才。

    在社会生活中，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平台，发挥了它应有的喉舌作用。无论党政建设、民生问题等，都离不开媒体的影子。而且，媒体的介入也确实化解了许多社会矛盾，解决了不少难点问题，受到老百姓和政府的欢迎。作为舆论监督的具体实施者--记者，其社会责任、道德良心则往往要高于普通老百姓，甚至被体制内称之为“第四大权力”。因此，很多学子都以将记者作为自己人生追求的第一目标。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金元新闻”的概念开始在新闻界蔓延。媒体监督的力度越来越弱，而记者则被坊间与“防火防盗”并列成一个颇具揶揄味的词组“防火防盗防记者”，媒体的形象随着记者被贬，而一落千丈。霉体、煤体之说开始在网上流行。

  导致记者行为或思想异变的第一原因首先是“媒体断奶”以及官僚与资本家的强强联盟。除了人民日报、央视等少数几家新闻单位，大部分媒体逐步被取消了计划经济时代所享受的财政待遇，国家不再为媒体提供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也就是说，既要让牛耕田，还要让牛自己找草填肚子。面对这样一个现状，媒体老总们和编辑记者们只好广开思路，钻研起了创收饱肚子、保饭碗、保单位的学问。如此，不仅做新闻的劲头和态度大打折扣，而且新闻的功能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变成了媒体与大款、权贵们进行“交易”的皮条客。很多原本与新闻无关的交易都是以新闻的名义进行。譬如:一些企业、政府拿钱买媒体为它们吹喇叭、抬轿子;一些记者以掌握企业、政府的阴暗面为手段，要挟这些单位拿钱等等。

    现在的国字号媒体几乎所有驻各地的记者站或特派记者，都是不发工资、不承担任何福利待遇，甚至还要记者站承担创收任务，有的记者站还要给总部交纳一定的承包费。尽管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令五申要求各媒体完善记者站制度，记者站不得从事广告业务，记者不得从事与新闻无关的业务，但效果甚微。现在的记者与企业、基层政府几乎成了一个生物链，企业既需要媒体对其产品进行“广而告之”，又害怕媒体对其不良产品进行曝光，所以不得不与媒体和记者保持谨慎的距离;官员既需要记者在他的政绩上多做点文章，又怕记者报他的阴暗面，因此还得与记者保持谨慎的距离,所以很多记者在如此这般的周旋中，掌握了“淘金”的诀窍，腐败也由此在新闻领域产生。

    由于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媒体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履行它的社会使命，它往往是某个强势部门或集团的代言人。因为媒体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钱和权，离开权钱的支撑，仅靠市场化运作，很难“保命”。但是，媒体所特有的社会功能以及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不能丧失的，一旦新闻被“孔方兄”绑架变成了皮条客，那么，在未来的若干年代内，我们将要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培养一份责任比扼杀一份责任要艰难的多，而且，假若连新闻都开始说谎，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公信力将倾覆殆尽，社会将会进入一个怎样的状态呢?

    无论是诈骗还是被包养，无论是搞有偿新闻还是拉广告，都揭示出新闻从业人员希望获得更多更大利益的心理需求,揭示出这个行业的非正常发展。它所折射出的，是中国新闻事业正在滑向一个与新闻真实性以及新闻的社会道义脱轨的深渊。